摘要 :澳大利亚似乎总是在强调“澳中关系很重要”，但又不时弄出一些波澜。
澳大利亚对中国而言，似乎是个颇有些捉摸不定的伙伴。
今年9月，阿博特总理将日本称作澳大利亚在亚太“最亲密伙伴”，甚至失言对二战中日军的“勇敢”表示“敬意”，澳洲不仅在达尔文港等地扩大接纳美国军事存在的规模，而且并不隐讳此举可能令中国感到“不快”，甚至，阿博特总理还曾出言批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但同样是澳大利亚，先是在今年10月和中国达成联手惩办外逃贪官方面的协议，从而成为中国贪官三大外逃目的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中，率先和中国达成这一协定的国家，继而又在11月17日宣布和中国完成了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谈判，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较早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之一。
中澳关系的历史渊源
据史料记载，原籍中国广东的华裔木匠麦世英是最早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他于1818年抵澳，1880年以84岁高龄死于澳大利亚悉尼。由于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相继发现金矿，吸引了大量中国淘金者，1857年澳洲华人总数已突破4万人。
1910年，澳大利亚当局推行带有浓厚种族歧视政策的“白澳政策”，华裔移民不仅要缴纳人头税，还一度被勒令不得购置不动产，不得携眷，不得与当地人通婚，这令许多当地华裔不得不选择离开澳大利亚。二战后“白澳政策”逐渐松动，至上世纪70年代中，这项政策被正式全面废除，中国移民开始大幅增加。
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可上溯至清代。清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就有意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并提出领事馆应设在悉尼，但当时澳大利亚外交由英国负责，后者百般阻挠，致使中澳始终无法直接建立外交关系。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在英联邦内部自治，从而减少了中澳建交的障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梁澜勋抵达悉尼上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和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此时日本为欺骗中国和亚太人民，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涂抹上“民族解放”、“反西方殖民”色彩，在中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并一手导演了“废除治外法权”的闹剧。
这出闹剧客观上迫使美英等国不得不正视中国人民对不平等外交的强烈不满，其结果，就是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参加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纷纷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原先代办级、领事级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以示对中国的尊重。在这样的潮流里，澳大利亚也和当时定陪都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任驻华大使为澳大利亚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F.艾格莱斯顿，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则是前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当时的工党政府不希望自己“标新立异”，决定等到1950年英联邦外长会议再做定夺。工党在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中倾向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不敢自作主张，当时他们得到消息，称英国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等英国先有所动作再跟进不迟。
正如消息所预示的，英国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主要国家，两国后来还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意外的是，此前1个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却在大选中败给了自由党政府，而后者的政策导向是“和美国保持一致”，如此一来，英国的“榜样作用”也就无济于事了。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一部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曾与澳大利亚陆军、空军发生交战，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中死亡1591人。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加入带有防堵中国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后又参加了越战。
不过澳大利亚离中国相距遥远，双方并没有任何领土主权争端，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越战中所负担的任务，是确保澳大利亚西海岸和南海间的航道安全，而当时中国海上实力薄弱，双方也无从发生冲突。
1971年，澳大利亚得知美中秘密谈判的消息，其驻法国大使阿兰.雷努夫开始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秘密会晤，探讨改善双边关系问题，但当时的自由党威廉.麦克马洪政府拒绝采纳“中澳建交”建议。
这年7月，主张中澳建交的自由党组成以惠特拉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当时越战陷入泥淖、英国早已承认新中国，和美中间也在迅速接近背景下，麦克马洪的立场遭到普遍质疑，最终在1972年败选，惠特拉姆的工党获胜，他本人任总理，12月21日中澳建交。
又远又近的矛盾体
澳大利亚似乎总是在强调“澳中关系很重要”，但又不时弄出一些波澜。
1996年起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达11年之久的约翰.霍华德曾先后6次访华，奠定了中澳两国“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双边关系的基础，他也一度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正是这位“老朋友”在2007年6月会晤达赖喇嘛，让一直波澜不兴的中澳关系，首次奏出了重重的一声不和谐音。
霍华德后两度出任总理的陆克文，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位能说流利汉语的政府首脑，他上台后一度被中国方面寄予厚望，他本人也一再强调“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同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点”，并发表过反对“台独”，支持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等方面的言论。但自2009年力拓“胡士泰”事件后，迫于党内外压力，陆克文对华态度一度大转向，在他第一任期内，中澳之间接连发生所谓“三大案”(胡士泰事件、热比娅签证事件即2009年7月陆克文政府允许热比娅出席墨尔本电影节事件，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失败事件)，导致中澳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点。
吉拉德执政期间中澳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外交上的僵局也被打破，但2011年11月，该政府批准美国增兵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这被中国认为是“配合美国防堵中国”。
到了阿博特时代，尽管阿博特和国防部长约翰斯顿、财长霍基、外长毕晓普等一再强调“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对澳大利亚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不和谐音也不时传出。
中澳间的关系就仿佛一对又远又近、既远且近的矛盾体，时而显得很亲密，时而又曝出一些不愉快的杂音。
政党、地方和政客的声音
如前所述，在中澳建交之前、之初，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中，工党主张对华友好，将美澳和澳中关系同等看待，自由党则主张依靠美澳新同盟，和中国保持距离。
但这种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发生巨大变化。
如今工党和自由党均强调“平衡外交”，工党政府批准美军入驻达尔文，而自由党政府却和中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两党都曾对中国人权等问题发表批评意见，却又都强调澳中关系的重要意义。
日前澳大利亚首富、“帕尔默联合党”创始人、矿业巨头克莱夫.帕尔默两度公开发表辱骂中国的政治言论，遭到澳大利亚主流两党政要的一致抨击。财长霍基、农业部长巴纳比.乔伊斯、外长毕晓普等均指责这些言论“另类且极富破坏性”，并指出帕尔默本人是澳中经贸关系最大受益者之一，仅因为和中国合作者的法律纠纷和选举需要就转向大骂，是“把个人偏见宣泄到公共场合，并影响澳大利亚利益”，是“挑衅性、不必要和不可接受的”。而反对党工党领袖比尔.斯图尔特称“用如此言语形容澳大利亚的好伙伴、好邻居是不负责任的，绝对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对国家至关重要，无端指责毫无意义”，工党影子内阁财长克里斯.鲍文则表示“中国-澳大利亚关系有多重要，相信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清楚，帕尔默的言论是无益的，提意见应该注意方式方法”。这反映了如今澳大利亚主流政坛对中国、对中澳关系的定位是清晰和有延续性的。
澳大利亚是联邦国家，各州政府对中澳关系同样看重，甚至比联邦政府更显热心。如在“帕尔默事件”发生后，西澳大利亚州长科林.巴奈特就公开表示，帕尔默的挑衅“十分可恶”，会破坏西澳大利亚州和中国的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将私人间的财务纠纷引入其中误导舆论和公众，不能代表西澳州政府和人民的意见”，认为帕尔默必须“理解和尊重中国合作者的风格和方式，不能总是只想占便宜不想吃亏”，并对其言论所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
既远又近的背后
这种既远又近关系的背后，是一种矛盾纠结的利益关系。
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平稳，尤其在经贸关系方面发展迅速，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呈不断提速的可喜局面，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用了24年，从5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用了6年，而从20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仅花了两年时间，2007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澳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3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高达1364.4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澳大利亚对华出口9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5%，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36.0%，同比提高6.5%，进口454.5亿美元，同比下降1.3%，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19.5%，同比增长1.2%，澳大利亚贸易顺差455.4亿美元，中国成为澳大利亚贸易顺差第一大来源。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由于中国处于产业链中端，对资源、原材料的需求，较已完成产业结构转型的欧美工业化国家更大，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更加牢固。澳大利亚号称“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和“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矿石、羊毛等恰是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庞大经济体所急需的战略物资，因此澳大利亚也成为公认的、和中国经济互动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之一。
但与此同时，不和谐音也始终存在。
如前所述，澳中关系不可能不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当美国自2012年喊出“重返亚洲”后，作为美国在亚太纵深节点和前进基地的澳大利亚，就势必难以置身中美关系度外，在南海等问题上出现的不和谐音，多少都与此有关。
作为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战后对移民一直持接纳态度，且为了吸引富裕的中国移民，他们还在2012年11月24日首创所谓“500万移民新规”，即专门为愿意投资500万澳元(约合3255万元人民币)创立“临时188”和“永久888”两类“重要投资者签证”类别，并给予“无年龄上限、不用相关考试分数、缩短居住年限要求”等特殊优惠，这类优惠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人(比例据称高达91%)，这引发一些澳大利亚白人的不满，为迎合这种不满，一些政客便常常发表一些歧视性的言论，如帕尔默就曾在澳大利亚第九频道指责邓文迪是中国间谍 ，并称默多克正是意识到“邓文迪是中共派来监视自己的卧底”才与之离婚，险些引发一场官司，而海报女郎出身的前议员波林.汉森更曾发出“澳大利亚将被亚洲人淹没”的危言耸听。尽管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很难在政坛公开得到共鸣(如汉森甚至为此丢了饭碗)，但毋庸讳言，口中不言、心中多少抱有这类想法的澳大利亚人为数不少，而这势必让“既远又近”的中澳情结更形明显。
对于中国投资和中澳矿业合作也是如此，一方面，澳大利亚对矿业依赖性严重，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投资，另一方面，一些澳大利亚人仍然对“外资入侵”感到别扭，担心外资“只顾掠夺澳洲资源”，一些澳大利亚人曾经激烈反对中国资本的介入，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资本垄断资源市场，给澳大利亚经济构成威胁，这种纠结，是中澳在矿业合作和投资合作等方面经常出现反复的奥妙所在。
正如一些媒体所指出的，，这种焦虑和担心并非澳大利亚第一次出现(几十年前日资大量涌入时，澳大利亚人也曾如此激烈反弹)，也非澳洲所独有但现实的需要却足以压倒上述考量，正如一些矿主所言，中国雄厚的财力，以及中国经济对资源的旺盛、持续需求，足以抵消国际市场的波动，给澳大利亚卖主一个更好的价钱，和更稳定持久的生意。
一些分析家指出，澳大利亚和中国既远又近的关键，是希望尽可能得到中澳交往的好处，且尽可能避免任何不利于澳大利亚的事发生，比如既想在中美间左右逢源，又不想为迎合一方得罪另一方，或因为过于亲近其中一方，从而卷入和另一方的矛盾;既想吸纳中国富裕移民及其资金，又不希望这些移民来得太多，以至于让本地社区“变色”;既希望中国市场、资本能拯救澳大利亚经济，又希望他们不至于让澳大利亚“丧失战略资源”或“产生过度依赖性”。
其实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国与国间的关系，惟有互惠互利，才能天长地久，对于这个道理，懂得越早，付出的代价就越少。
